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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一所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史

已有 344 次阅读2022-6-19 12:30 |个人分类:华人历史|系统分类:转帖-知识

--作者:沈诞琦
1984年6月6日,吴国桢病逝

一、第一个人
1979年冬,周曦三十岁,在上海师大读物理系大二。他和共和国几乎同龄,出生于1949年10月4日。政治风云蹉跎了他大半的青春。17岁,文革开始,高中停课。19岁,插队落户到上海郊区宝山刘行,种水稻和棉花。23岁,上海紧缺中学老师,招了一批“还没完全忘记功课”的老三届高中生突击培训。于是之后的几年他在上海沙径中学教化学,在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社会情绪中,他的学生得过且过,没有几个对学习有热情。29岁,中国恢复高考,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进了考场。他的考分很高,本可以凭志愿进复旦交大,谁料当年的上海高考负责人却是上海师大的负责人,做了小手脚把几个考分最好的学生转到了师大。这样荒诞不公的故事在荒诞不公的大环境下倒显得稀松平常,于是周曦抖擞精神到上海师大物理系报到,不敢有半点埋怨。

也是在那几年中美关系开始破冰,恢复了停滞三十年的民用邮政,周曦家里开始收到普林斯顿研究生校友会寄给他父亲周同庆的邮件。1979年的冬天,老父已经患阿尔茨海默症多年,无法回信。在母亲的鼓励下,周曦斟酌再三,凭着听广播学会的英语向研究生校友会写了一封信:我很想去普林斯顿继续学业,希望得到帮助。渺无音讯的好几个月后,他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招生办公室的回信,“研究生校友会把你的信转给了我们。你应该向招生办公室申请,需要递交一篇自我陈述,两封推荐信,全部过往成绩单。还需要通过托福考试,或者由两位英语老师出具证明……”

这些名词他闻所未闻,幸而有一个曾经久居美国的老邻居耐心解释,并为他翻译了大部分材料。1980年春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祝贺他以转学生的身份加入普林斯顿物理系大二,给予全额奖学金。10月,周曦取道香港来到普林斯顿。这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十一年,也是周曦人生的第三十一年,而他却是第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学生。

为了照顾他的严重超龄,学校把他安排在校园之外的一座研究生宿舍楼。我问他本科生涯中有没有交到朋友,他迟疑地报了三个名字,然后说,最初的几个月适应新环境十分辛苦,平时交往大多是本系的同学,谈论的话题不超过专业范围。他回想起来,那时候十分孤独,第一个在美国的圣诞节他提笔给国内的老同学们写了许多信。这当然是孤独的,我想象不出这样的境遇除了孤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一个饱经苦难的人突然来到一个世外桃源,却几乎切断了和过往的所有联系。在普林斯顿的三年,他只回家探过一次亲。其余的日子,唯一聊解乡愁的,就是去东亚图书馆翻阅中文报刊,还有就是想象他的父亲周同庆也曾在同一个校园的同一座楼里耕读。

父亲周同庆的人生经历,能看成是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的集体境遇。这个中学语文教师的儿子,凭着勤奋好学,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毕业后又考取了那一年“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的唯一名额进入普林斯顿研究生院。1933年周同庆从普林斯顿物理系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光学。回国后,时年不满27岁的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之后又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一职。1940年,在物资匮乏空袭不断的重庆,他和助手们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自动回声探测仪,为国防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日本投降,他回到上海,在交通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方俊鑫、华中一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和助手。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上海集中资源办复旦大学,原属交通大学的许多理科教授被重新分配到复旦,周同庆被聘为复旦大学光学教研组主任。1953年他主持研制成功第一支国产X射线管。1955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他出访印度,回国后才发现反右运动开始, 他唯一的一名研究生已经被分配去养猪,再也没有回到他身边。政治上的不信任使得他的科研工作在五十年代末就基本停滞。六十年代初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周同庆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开始带研究生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文革,给他的学术生涯画上了最后句号。

周曦和父亲周同庆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楼家中,摄于1956年

这里暂且不去叹惋政治运动对于那一代科学家的学术生命造成的巨大损害,我想先讲一讲周同庆所受益的“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这个奖学金的设置是近代中国史上富有戏剧性又影响深远的事件。1900年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招致八国联军出兵,贫弱的中国在被动挨打之后,还不得不向诸列强支付庚子赔款。而1909年,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积极游说下,美国方面决定减免部分赔款,改用于赞助培养赴美留学生,并设立留美预备学堂,即清华学堂。1925年学堂始设大学部,即清华大学,而周同庆即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届毕业生。除了导致清华大学的创立,庚子赔款奖学金还培育了一批那个时代的大知识分子。从1909年到1911年,中国有计划地选拔培养了三批享受庚款奖学金出国的学生,其中包括著名学者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清华大学日后的校长梅贻琦。这三批庚款奖学金获得者,也包括了历史上最早从中国大陆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的学子:日后的外交官邝煦堃、日后的陆军少将王赓。

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让清朝寿终正寝,庚子赔款奖学金也因之停滞多年,可中国青年赴西方留学的热潮却在庚款留学先驱者的带动下,一直持续到民国末年。民国的几十年政权动荡,可“公费留学”这个政府培养人才的观念却保留了下来,不但晚清和民国政府拨专款专项用于公费留学,就连各路军阀、汪伪、日伪政权也热心于此。清华学堂作为“留学准备学校”的地位也固定了下来,整个民国时期向西方世界派去了大量留学精英,这其中就有一个学生,从南开中学升入清华学堂,最终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毕业。

二、第一任台湾省长

1916年秋,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园里正在排练现代话剧《一元钱》。导演张彭春是校长张伯苓的弟弟,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把自己全副的戏剧热情投入到“南开新剧团”。这是中国第一个中学生现代话剧团,声名远播,曾多次到北京巡演。在这所男校,《一元钱》的女主角孙慧娟当仁不让地由全校最英俊秀美的男生出演,而女主角身边还有一个小丫头的角色,则由全校最年幼的小同学出演。这一年,“女主角”周恩来十八岁,“小丫头”吴国桢十三岁。

南开新剧团话剧《一元钱》剧照。周恩来为右一。

十八岁的周恩来是个天生的演员,他扮演的女角,貌美婀娜,惟妙惟肖。他是南开新剧团《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慧娘、《恩怨缘》中的烧香妇、《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华娥传》中的华娥……而每当他作为女主角出演,他一定会提出附加条件要求话剧中增加一个幼童的角色,以便让小兄弟吴国桢顺理成章地出演同一个剧。吴国桢仅比周恩来小一届,年龄上却足足小了五岁,是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也是周恩来最谈得来的朋友。他们之间用私字相称,周恩来叫吴国桢“峙之”,吴国桢叫周恩来“翔宇”。

这一对好朋友的身世处境极不相同,周恩来出生于根基深厚的江南大族,可是生父性格柔弱,收入微薄,早已无力供养孩子的学业;吴国桢的父亲则在陆军中担任要职,经济条件优渥。若非唯才是举的张伯苓校长免去了周恩来的全部学费,又准许年幼早慧的吴国桢提前好几年入学(他入中学时年仅10岁),这两位好朋友本不会相识。除了话剧,周恩来还是学生会会长,他特意在学生会中设立了“童子部”,为了是好让吴国桢担任部长。周恩来还是校刊《敬业》的主编,曾多次大幅刊登吴国桢的日记,并加上自己撰写的大量按语。多年后,吴国桢回忆起这一段亲密的友情,说当时的他们“对什么的看法都一致”。而在周恩来毕业前,他主动提出要与吴国桢结为兄弟,互相写下生辰八字,打扮一新在照相馆牵着手照相,这张照片也许这正体现了这一段友谊的本质:一个孤独而急需亲情的哥哥,一个聪慧而天真的弟弟。

南开中学毕业后,吴国桢入清华学堂,毕业后就读美国的一所文理学院格林奈尔大学。1923年,吴国桢本科毕业,各科成绩全A,入学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1926年,这位年仅23岁的普林斯顿博士毕业生,带着满腹的西方政治观念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他从汉口市土地局局长开始做起,29岁上就成为了汉口市市长。

1937年7年,抗日战争爆发,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段短暂的国共蜜月期也是共产党人罕有的能够公开露面的日子。当时的吴国桢担任汉口市长,而周恩来作为八路军军代表驻扎武汉。于是,自1920年清华学堂一别,时隔十七年,小弟“峙之”再一次见到了大哥“翔宇”。直到1938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政府全体撤退,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人得以多次见面。在吴国桢晚年的回忆录中,他说,周恩来还是十七年前的老样子,岁月和磨难并没有在他英俊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一谈到“昔日的好时光”,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的温暖。

而“昔日的好时光”恐怕是两人唯一谈论的话题。吴国桢永远没有理解他儒家风范的大哥为何走上了共产主义之路,周恩来也不可能为此做真正的解释。此时虽属国共合作时期,两人仍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话题,只叙旧情。到底有多少旧情可叙呢?在1938年夏秋的几个月里,日军逼近汉口,周恩来和吴国桢的妻室都先行逃难,只剩下周恩来和吴国桢两个单身汉,于是周恩来便借口“自己的厨师走了”每晚都去吴国桢家蹭饭,畅谈一夜。

公正地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是困难的,又何况如周恩来和吴国桢这样复杂又谨慎的人物。可是在我看来,1938年夏秋的那一段旧情重叙是友谊中最可贵的一种:我们度过了亲密无间的少年时代,当时所有的想法都一样,十几年没有见面也没有通信,再一次见到你,我们的理想已经天壤地别,可是我仍然欣赏你,仍然像从前一样盼望和你天天见面。

1938年10月24日,农历九月初二,日军兵临城下,吴国桢作为市长驻守到了最后一刻,而周恩来又一如既往地来和他吃晚饭,手里还提着两瓶葡萄酒。吴国桢苦笑道:拿酒来干什么,你是来嘲笑我做市长只有最后一天了吧。而周恩来却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二十年前,两人在南开结拜兄弟时写下的生辰,周恩来仍然记得。

于是,两兄弟喝着一杯杯意味深长的酒,忧虑着自己的命运、汉口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周恩来不着痕迹地问,吴国桢想不想“跟他一起走”。吴国桢当然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他委婉地答道,还是“各自做安排”比较方便。周恩来谈笑如常,晚饭继续,晚饭结束,兄弟挥手告别。那个凌晨,吴国桢再次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再次劝说他投向共产主义,吴国桢再次婉言拒绝,两人道晚安。

1938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翔宇和峙之各奔东西。

1939年吴国桢出任重庆市长,1946年出任民国时期的最后一任上海市长,三年后因为对上海的腐败现象丧失信心而辞去市长一职。在国民党内,他被称为“民主先生”,在美方眼中他是国民党最清廉的官员,因此到1949年国民党退至台湾后,在美国势力的力挺之下,吴国桢出任首届台湾省长,在任期内尽力推行地方自治,实现了基层部分职位的普选。1950年8月,吴国桢因被认为台美关系的关键人物而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